胡刚，暨南大学教授、华南城市研究会（智库）会长、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委员、广州市政府城市规划委员会专家委员、广州市新型城市化决策咨询专家委员会委员、广州国际城市创新研究会会员。长期从事城市治理、城市规划、城市管理、城市群方面科研和教学工作。主持和参与国家、省各类课题研究15项，发表各类学术论文40多篇。

打开胡刚教授的朋友圈，映入眼帘的是大片美丽的城市风景。从事城市治理研究和教学工作多年，胡刚见证了许多城市几十年来的发展与改变。当谈起自己喜欢的城市，他提到了文化开放包容的广州、像花园一样的新加坡、富有科技创新精神的深圳、文化素质较高的东京、教育医疗完善的波士顿…在胡刚眼里，城市这个有机生命体有着与众不同的魅力。

胡刚心中的理想城市，是一座宜居性较强，气候条件适宜、生活成本较低、就业岗位丰富、文化包容创新的城市。同时，他认为，政府治理有序、有保障，社会文明、平和、安全，也是理想城市必须具备的特性，而如今中国的城市治理模式在不断地发展与完善中，越来越接近胡刚心中理想城市的状态。

城市治理“中国模式”：

政府有力主导，企业、市民积极参与

胡刚在采访中提到，通过到国外实地考察与调研发现，对比国外一些城市来说，中国城市治理模式中的优势在于政府主导较为明显，政府强有力地推动了城市建设。“国外一些城市治理的案例，民间作用发挥充分，但政府介入力度不足，有些大问题就解决不了。而我们中国不一样，我们是政府统一规划，统一推动现代化建设。”胡刚说。

胡刚向我们介绍了几个特点鲜明的城市治理模式，一是以政府为主导的“新加坡模式”，二是以资本为主导的“香港模式”，三是以民间力量为主导的“台湾模式”。他认为，中国总体上的城市治理目前偏向于“新加坡模式”，而真正适合中国的应该是以政府为主导，企业、市民积极参与的城市治理模式。

如何实现这种城市治理“中国模式”？胡刚认为，一方面，未来应更多的听取民间群众的建议和呼声，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要进一步深化。“要在政府的指导下，将一些制度、机制更新和完善，比如小区的物业管理制度，要让老百姓的意见得到反馈。”胡刚说。另一方面，他认为，要在发挥资本积极性的同时，控制资本的规模。要以政府为主导发展经济，当然，也要充分发展民营经济。”

治理方式“革新”：

利用信息化手段实现城市治理体系现代化

全球目前正处于由工业社会迈向信息社会的过程中，胡刚认为，在这一过程中，城市治理方式也发生了根本性、革命性的变化。人们开始通过信息化手段治理城市，移动支付、共享经济等信息化产物逐渐渗入我们的日常生活。城市在行政体系方面也发生了改变，各城市陆续推出智慧城市服务，通过搭建信息化平台，摆脱繁杂的现场审批流程，实现政务服务一网通办。“中国虽未完全掌握一些核心技术，但在信息化应用方面我们走在前列。”胡刚表示。

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，社会信息化进程也如同被按下了快进键，视频会议、在线教育、远程医疗、网上购物买菜等方式开始加速推广和普及，我们发现，有越来越多的事情通过信息化手段可以更好地解决，包括在疫情防控方面，在发现一个确诊病例后，我们可以很快对其过往行踪进行追溯。胡刚认为，要顺应这一大的趋势，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，通过信息化应用来治理城市，同时，要加快智慧城市建设，使城市治理体系更加现代化。

疫情下的启示：

强化非常态下的城市治理能力

胡刚提到，疫情之下我们发现，目前人们概念中的城市治理，指的仅是常态下的城市治理。其实城市治理应分为常态下的治理和非常态下的治理两个阶段，危机时期的应急管理，也需要被纳入到城市治理的范畴。

如何强化非常态下的城市治理能力？胡刚认为有以下几点值得提升。一是硬件物资的储备方面，应设置常年储备物资的仓库，用于放置防疫物品和生活必需品，以便在危急时刻能及时补给。二是大型基础设施的设计方面，应考虑其多功能性，如公共的体育馆、图书馆、运动场等，日常用于市民文娱活动，应急的时候也可作为紧急避难所或医疗场所，如：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关键时期,武汉洪山体育馆就被改造为“武昌方舱医院”。三是完善住宅和小区的建设方面，小区需建立起完整配套设施，如游泳池、篮球场、健身器材、跑道等，使居民在封闭时期能够在小区内满足日常锻炼需要；住宅设计也应该进行调整，可以考虑不单独设置客房，将客房改造为健身房，同时尽量设置双阳台，打造健康、合理的社区住宅体系，从而提高城市的韧性。